当我们广大企业的员工与全国人民一道，昂首阔步地向建设全面小康社会挺进的时候，一种盛世危象——心理疾病或精神疾患的恶魔，也在积聚、发酵、膨胀着，并正向我们这支奋进的队伍猛扑，撕咬着员工的身心健康，破坏着组织的战斗能力。世界卫生组织曾针对心理疾病给人类造成的严重危害，断言“没有任何一项灾难比心理障碍带来的痛苦更深重。”2000年，世界卫生大会在中国召开，预测在21世纪影响中国最严重的疾病是心理疾病，指出这是影响我国人民健康的最大问题。

　　显然，如果我们要想按照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创造幸福美好的生活，那就不能不正视这一“最大问题”，防止其泛滥成灾，给人民造成深重的痛苦。

　　事实上，我国职工的心理疾病或精神疾患已经比较突出。这可从以下的数字得到说明。

　　据在北京召开的世界精神病协会年会发表的数字，目前我国有5%的人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障碍，13%的人患有不同程度的精神疾病。据我国卫生部提供的数字，在20世纪50年代，我国精神病总发病率为2.7%，20世纪80年代以来呈上升趋势，目前已达13.47%，上涨了5倍。现在总发病人数达1600万人，其中精神分裂者600万人，相当于每60户中即有一例，并以每年10%以上的速度增加。

　　据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的调查，我国每年有28.7万人自杀死亡，另有200万人自杀未遂。自杀成为我国15~34岁人群的首位死因，全部人群的第五位死因。

　　据不完全统计，1980年以来，我国大陆已有1200多位企业家自杀身亡。其中既包括一些比较著名的大企业的企业家如原上海大众汽车公司总经理方宏跳楼自杀、贵州习酒老总陈星国举枪自尽，也包括一些不太著名的中小企业的企业家，如年仅29岁的茂名永丰面粉厂老板冯永明在家中割腕自杀。冯在遗书中写道：“现实太残酷，竞争和追逐永远没有尽头，我将到另一个世界寻找我的安宁和幸福……”

　　北京自杀研究和预防中心公布的数字表明，中国每10万人中有22人自杀，大大超过10万分之13的世界平均水平。我国农村的自杀率是城市的3倍。

　　国内外的研究表明，中国目前有世界上最大的精神健康问题，自杀现象的大量发生仅是这一最大问题的冰山之一角而已。各个阶层、各个年龄段的人，几乎都受到心理疾病和精神疾患的困扰。据2002年中国经营者问卷调查，中小企业、国有企业及中青年经营者的心理健康问题比较突出。主要表现为：工作过于繁忙，身心疲惫不堪，时常烦躁易怒，心情沮丧，疑虑重重，挫折感强，悲观失望等等。与之相关的慢性胃炎、高血脂、神经衰弱等发病率也较高。据上海可锐管理咨询公司2003年度的客户抽样调查，68%的白领职业安全感低，自觉“朝不保夕”，职业焦虑严重。IT软件、金融证券、快速消费品、医药及广告行业是最没安全感的行业。北京易普斯企业咨询服务中心对IT行业的2000名员工所作的调查也表明，有20%的员工心理压力大，5%的员工心理问题严重，75%的员工认为他们需要心理帮助。

　　除了企业家和白领外，精神疾患或心理障碍者遍及儿童、青年和老年。据有关部门对中国22个城市的调查，少年儿童行为问题的检出率达13%，中学生与大学生的心理障碍检出率达16%。据上世纪90年代在7个省市的调查，约有27%的女性有精神障碍，30岁以上的都市女性患抑郁症的比率正在呈上升趋势，老年人患痴呆症的比率达3%，且也呈上升趋势。据重庆市残联2004年的调研报告，重庆市目前有心理问题的人占总人口的20%，约600万人有心理问题，即每五个人中即有一个心理不健康，其中抽查的乡镇街道重症精神病患者的平均检出率达6.5%。令人忧虑的是，这类人群的数量还在上升。据中华英才网最近对6000多人的网络调查统计显示，有58.6%的受调查者出现了轻微的工作厌倦，对工作失去热情；有26.5%的人出现了中度工作厌倦，需要借助休假或跳槽进行调整；还有9.1%的人表示极度厌倦工作。三者相加高达90%以上的受调查者厌倦工作。

　　心理健康问题之所以成为“最大问题”，不仅在于这个问题本身的严重性，而且还在于这个问题的社会危害的严重性。一是加重疾病负担。世界卫生组织的研究显示，在中国负担较高的20种疾病中，精神疾患占了5项，分别是抑郁、双相情感疾病、精神分裂症、强迫症和自杀。精神障碍造成的负担，在目前中国疾病总负担中排名第一，已超过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和恶性肿瘤等。二是摧残人力资源。中国各种精神疾病所致的劳动力丧失占全部疾病及外伤所致的残疾和劳力丧失的20%。如自杀不但造成人力资源的直接损毁，企业家的自杀更使这一稀缺资源的供给更加短缺。三是增加社会负担。据统计，一般一个人自杀会对6个人造成巨大影响，在对家人、亲友造成巨大心理创伤的同时，还给国家、社会和家庭造成沉重经济负担。四是危害社会安全。大量有心理问题或精神疾患的人群的存在，是埋在人们身边的“隐形炸弹”。云南大学的马加爵走上犯罪道路之前，重庆铜梁的袁代中因与后妻争吵，酿出一场死伤数十人的惨剧之前，都已经有了严重的心理问题，由于没有得到及时的疏导与治疗，最终导致了悲剧的发生。类似心理不正常的人，犹如“隐形炸弹”，一旦遇到刺激，哪怕在正常人看来是微不足道的刺激，都随时会爆发为杀人、放火、投毒、毁坏财物等恶性事件，产生难以想象的恶果。五是损害个体与组织的健康。心理疾病和精神疾患既损害个体的身心健康，又损害包括企业在内的组织的肌体与效率。

　　针对有关专家发出的“心理疾病和精神疾患正在成为威胁人类生命及健康的第一号敌人”的警告，面对我国日益上升的心理疾病和精神疾患趋势，我们应该积极行动起来，辩症把脉，标本兼治，努力保障员工的身心健康，保健人民的幸福美好生活以及企业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员工“心病”缘何群体发生？

　　员工心理疾病和精神疾患的群体性发生并呈逐年上升趋势，是员工所受到的职场压力、社会压力与个体压力综合作用的结果。正是这些压力的持续交互作用，导致了员工心理与行为的扭曲、变形与改变，积之成疾，聚之成患。

　　先说职场压力或职业压力。据2003年1月美国《财富》杂志报道的观点：“最后的禁忌不是性，不是酗酒，不是毒品，而是职业压力对员工造成的伤害。”据调查，我国有60%以上的员工感受到来自工作的压力。经营竞争、管理竞争、职务竞争、岗位竞争、就业竞争、升学竞争等等压力，几乎压得人们喘不过气来。2004年，38岁便英年早逝的民营企业家王均瑶，他的妻子这样评价丈夫：“均瑶工作就是太拼命了，每天总是很早出去，很晚才回来，为了自己的事业他根本就没有考虑自己的身体。”其实，拼命、玩命工作的企业经营者、管理者又岂止王均瑶一人！

　　像机器一样超负荷、超强度、超时间的工作只是职业压力的表现之一(因为“今天工作不努力，明天就要努力找工作”，甚至今天工作很努力，明天也得努力找工作)。职业压力还表现在工资报酬不合理给员工造成的压力，管理模式落后、不科学造成的束缚压抑员工热情的压力，组织文化恶劣导致的与同事和上下级关系、部门关系冲突的人际关系压力，因工作过于繁忙导致无暇兼顾家庭而产生的压力，因结构和岗位调整而产生的职业发展前景压力，因各种现场安全事故和隐患形成的安全压力等等。这些职业压力如影随形地影响着人们在职场中的心理与行为。

　　再说社会压力。处在改革开放和转轨变型时代的中国企业或事业单位的员工，新旧变化、中外文化碰撞产生的社会文化压力；新旧经济体制更替以及医改、房改、教改等产生的社会经济压力；城乡二元经济发展失衡，分配不公、贫富分化产生的强弱地位失衡，以及等级特权、官员腐败、司法腐败等等形成的社会政治压力；由于社会群体中强势与弱势、贫困与富裕、劳工与资本的对立与冲突所演化成的社会压力，等等。这些压力的广泛存在，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社会心理与行为。据《新京报》报道，去年10月和11月，在北方的大庆市和南方的合肥市，先后发生了被迫人跪狗的事件。大庆市一位三轮机司机不慎将狗撞伤，因拿不出钱赔偿而被迫接受狗主人向伤狗下跪的无理要求；合肥市一位出租车司机不慎把狗撞死，在无力满足狗主人提出的3000元赔偿要求情况下被狗主人痛打一顿并被逼向死狗下跪不说，当地派出所居然裁决下跪者向打人的狗主人赔偿1000元。联系到数年前韩国老板强迫数百名中国劳工集体下跪的事件，以及近年来各地时有发生的进城务工人员泣血讨要被长期拖欠的血汗工资而被拒、被打和被罚跪的事件，这些直接体现或折射社会冲突的现实压力，不仅对当事者的情感、心理人格造成严重伤害和扭曲，而且会对社会大众的心理与行为造成恶劣的影响甚至负面诱导。

　　至于个体压力，可从两个方面说明。一方面是家庭压力。如夫妻冲突或离异、家庭成员关系失和、代际矛盾冲突、亲属的生老病死或意外事故、家庭贫困、本人生病或失恋、失学、失业等等产生的压力。另一方面是由于个人认知偏差或思维方式、价值观的片面性而产生的自我精神压力。如有的人贪欲无度，像柳宗元在《传》中讲的一样，名利财色收集于一身，一样也放不下，直至被贪欲的重负压死趴下；有的过份苛求自己完美无瑕，以致在心中形成块垒；有的忧虑过度而常怀杞人之思；有的固执地要为不可为之事；有的僵化地看待人生与社会、因看不破“红尘”而把处处时时都当作困境，等等，形成一种放不下、看不破、解不开的“心锁”或精神自缚。

　　上述三种压力既互相区别又紧密联系，交互作用于企业员工或社会成员，引起如下几类不良的反应。一是生理反应，如疲劳困乏、胸憋气闷、头昏脑胀、耳鸣眼花等。二是心理反应，如焦虑、烦躁、紧张、郁闷、情绪低落、悲观失望、注意力和记忆力下降等。三是行为反应，如吸烟次数增多，喝酒解愁、无端地发脾气、不关心子女和家人、自杀、杀人等。心理学和医学研究表明，对压力的生理反应、心理反应和行为反应，三者往往又相互作用、互相强化。

　　如具有A型行为的人易发生心脑血管疾病。尽管A型行为的人更能承受压力，但在长期压力下形成的过分的抱负与雄心壮志，过重的工作要求和永不满足的成就感，情绪的大起大落易于波动，有闯劲而争强好胜，过分的竞争和变动不定的敌意，对时间的紧迫感和匆忙感，情绪易怒和恼火不耐烦，超负荷工作而不休息等等，都成为引发高血压、缺血性脑卒中、动脉粥样硬化、高血脂、冠心病的重要或主要危险因素。

　　又如具有C型行为的人易发生癌症。C型行为的人或由于童年生活不顺利，形成压抑、克制的性格；或由于行为上过分合作、理智、协调、姑息、谨慎和自信心差；或由于过分忍耐、回避矛盾、好屈服于外界权势；或虽然情绪易怒但却不向外发泄而生闷气、焦虑抑郁等等，长此以往，便会降低机体的免疫力，减少内脏器官血流量，形成代谢障碍并损伤DNA的自然修复过程，使原癌基因转变为癌基因，促使癌症发生。

　　再如吸烟行为、酗酒行为等也是直接间接与压力反应相关，并对身心健康产生不良影响。吸烟、酗酒、肥胖有损健康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有人认为“烟是和气草”、“烟是介绍信”、“酒是润滑剂”、“酒是公关的液体炸弹”等等，是将吸烟饮酒作为应对社会人际压力、公关压力、工作压力的手段或武器运用的。较长时期以来，人们几乎是无酒不成宴、无宴不劝酒，私人宴饮不算，仅公款吃喝每年花费达1000亿-2000亿元，公宴陪酒喝死人的报道屡见不鲜。我时常在席间听到“哪怕是农药我也干了！”的酒场表白。许多朋友告诉我，他们的“豪饮”几乎没有一次是心里愿意的，“喝坏了身体，喝坏了胃”，情非所愿，又迫不得已！古人所谓“酒逢知己千杯少”的境界早已不复存在，有的往往是“关系不够(硬)烟酒来凑”的无奈。更何况“千杯少”也未必就是好事。据历史资料记载，李白、陶渊明、辛弃疾等的儿子痴呆，陶渊明临终前已认识子女残疾与自己过度饮酒有关，但悔之为时已晚。其实，古人也有“借酒浇愁愁更愁”和“酒乱性也”的告诫，不过在现代人的极具功利性的“公关酒”中被淡忘了。在吞云吐雾和交杯换盏的大鱼大肉中，肥胖行为也随之大量发生，并成为现代社会中的一种新的不良行为。

　　心理学的研究显示，人们的行为习惯是由条件反射建立的动力定型而形成的。因此，要改变不良行为习惯，建立良好行为习惯，进而保持身心健康，就要从改善这一动力定型所由依赖的条件着手，这样，才能防止“心病”的群体发生。